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慈善超市调查 2004年,慈善超市在我国大规模出现,到2006年底,全国已建立慈善超市4632个。但是,这个舶来的慈善形式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遇到了许多问题。今年9月,民政部组织了一个调研小组,走访了北京、上海、湖北、四川、辽宁五省市的慈善超市。本报记者有幸成为该调研小组的一员,全程记录了这次调研的所见所闻,并将所思奉献给读者。 四地样本 目前,慈善超市在全国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,在许多方面每一个慈善超市都有一些独特的经验和苦恼。以下,是记者走访过的四个城市的慈善超市的具体样本。 上海:“奢侈”的探索 在普通超市里卖一块钱的盐,放在“慈爱公益服务社”,则要花两块钱。 原因无他:配套成本太高。 “慈爱公益服务社”的配送中心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松林路。这家慈善超市由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主办,下辖14家工作站点,分布在浦东区的各个街道,每站点有2-3名工作人员,今年计划扩充到23个站点。 “慈爱公益服务社”的先进体现在很多地方:具有变现功能、有独立的民办非企业法人资格,还有作为超市的正规配置。以配送中心为例:共有20个专职工作人员,每年的人工支出达30万元;有一栋独立的楼房,每年租金20万元;超市还有自己的运输车。 但是,“慈爱公益服务社”的收支账目却令人尴尬:今年5月,15家超市合力变现也不过2750元,这个数目连支付配送中心一周的房租都不够;浦东区财政每年补贴130万元,用于15家慈善超市支付人员工资、运输费用、房租、水电等。2006年,这130万投入产生的“效益”包括两部分:一是变现物资价值40余万元,二是发放帮困物资100万元。折算下来,每产生1元的效益就要花去将近1元的成本。 其不经济是显而易见的。 不仅如此。有时候,某些“浪费”简直不可避免,超市负责人告诉记者,“有的时候有人捐赠,派卡车去拉一次,就要六七百块成本,捐赠的物资值不值这么多钱,很难讲。” 值得商榷的事情还有很多,以松林为例,如果只算变现,其5月份变现70件物品,共计1041元,平均每天只能卖出不到三件物品,这样的销售情况用“门可罗雀”比喻毫不为过。这样的工作量,是否需要20个工作人员?是否需要三层楼的办公面积? 这种情况在上海并非独有,比如华师大慈善爱心屋,开办时校方无偿提供了150平方米的经营场地,还拨出20万元用于购置货架、电脑、空调、清洗和消毒机等设备。不计场地租金和设备折旧,2006年爱心屋的运营成本如下: 人工费用:清洁阿姨费用1000元/月×10月=10000元; 管理人员费用1000元/月×10月=10000元(兼职管理人员); 勤工助学岗位11元/时/人×2人×10时/天×22天/月×10月=48400元; 电费用:电20度/天×0.61元/度×22天/月×10月=2648元; 水3立方/天×2.10元/立方×22天/月×10月=1386元; 物业费用:6.25元/平方/月×200平方×10月=12500元; 物流费用:8000元/年; 总 计:92934元。 华师大慈善爱心屋2006年发放物资价值总计18.5万元,而所花成本近9.3万元,这意味着每发放价值2元的帮困物资就要花去1元成本。 华师大慈善爱心屋的负责人吴薇的一番话很具代表性,她说:“办这个爱心屋,学生也受益了,社会也认可了,所以我们学校贴就贴一点算了。” “慈爱公益服务社”的工作人员看得更远,“超市现在处于起步阶段,各方面都很不成熟,贴钱无法避免,但是以后会有发展。不能因为现在的开销就望而却步,要看到以后的机会。我相信以后募集到的资金和物品会成倍增长,以后会证明,现在的这些投入都是值得的!” 自从2004年2月,上海首家慈善超市成立以来,目前上海市约有慈善超市80家左右。保守估计,上海现有的慈善超市每年可以帮扶困难群众10余万人次,发放价值500-800万元的帮困物资。 身处经济发达的直辖市,上海的慈善超市有着比较优越的生存环境,有条件去做一些“奢侈”的尝试和探索。尽管一包盐可能会因此贵上一倍,但其中也许会有与普通盐不一样的味道。 武汉:心有余,力不足 在幸福里社区慈善超市,募集物资显得特别困难。开业两年来,除了600多件没什么人领的衣服,超市募到最有用的物资是一张“不吉利”的床。 “我们都是很头疼的。假如再有慈善超市建到我们社区来,我们很不欢迎。” 慈善超市在2006年6月进入武汉市武昌区新河街道幸福里社区以来,该社区书记、主任熊艺智的苦恼就没有间断过。 新河街道有70000人,其中靠低保维生的有两千多户,但是慈善超市每个月仅仅能够给110余名困难群众送去80元的物资,这些物资包括米面粮油等生活必需品,也包括一些捐赠的衣物。 “有大量的人没有得到救助。我们社区的贫困人口达到了15%以上,残疾人有97人,可是我们社区只有7个人享受到了超市的救助。” 幸福里社区办公室的公示牌上贴着110余名接受慈善超市救助的名单,但是其间没有一个是低保人员。熊书记解释,得到救助的全部是家中有突发疾病的低保边缘人员。“他们对于突然的疾病完全没有抵御能力,这个时候申请低保还需要一个过程,慈善超市就是去填补这个过程中的空白。” 然而,就是在填补这个漏洞的时候,慈善超市的力量也显得很苍白。“一户人家得了癌症,你每个月给她100块钱,有什么用?”熊书记反问记者。 无论是在广度和深度上,慈善超市对于困难群众的救助实在很有限。熊书记认为,慈善超市的意义,很大程度上还是给困难群众一个心理上的安慰,让他们知道党和政府以及社会还在关怀他们。 无法募集到有用的物资,是让熊书记最为头疼的问题。幸福里社区的慈善超市去年开市的时候进行了一次募捐,当天募集到了4万多块钱,还有很多米油饮料,之后,慈善超市的仓库再也没有增加过新的募集品——除了衣服。 幸福里慈善超市里一共堆着七百多件衣服。“开市的时候募了500多件,8月份300多件。”而这些衣服,正是熊书记的苦恼之源——如果不是每个月晾晒四、五次,几乎没有人还会记得这些衣服,特别是前来领东西的困难群众。 “冬天可能多一点,平时一个月能领走一两件就算不错了。”熊书记推算,按照这个速度领下去,这些衣服等开完伦敦奥运会也发不完,并且他还要时刻提防这些衣服发霉。后来,熊书记开始拒绝接受衣服捐赠,但衣服还是群众捐赠的最大项目。 幸福里慈善超市里惟一一个有实用价值的捐赠品,是一张自动床。这张床的来历是这样的:一户人家的老太婆中风,躺在这张床上去世了,后来老伴躺在这张床上,也开始中风,那户人家吓坏了,把床捐赠给医院,可是医院也不要,于是熊书记就说,那你们捐给慈善超市好了。熊书记告诉记者,这个床值3000多元,他打算看谁家老人身体不好,就借出去给他用用。 没有经费是熊书记对慈善超市大为不满的一个首当其冲的原因。慈善超市进驻幸福里社区一年多,熊书记还没有领到过一分钱的相关办公经费。而其他社区对慈善超市的支援仅仅是发放物资的那两天,每个社区派两个低保专干过来协助物资发放。“日常管理都在我们社区,电水办公用品都是我们社区承担”,熊书记说:“你说我愿意么?我肯定不愿意。” 关于慈善超市的支出,熊书记给记者算了一笔账:房子两间,是社区的物业,如果外租出去,起码可以租到500元/月,一年下来房租支出等于6000元。水电,每个月100元,一年需要1200元。办公费用,平时打打字,做点复印,每个月即使40多元,一年也要500元。此外,还有无法统计的人工费用,每个月两次的物资发放日,社区都要叫十个保安队员站在门口执勤,此外,熊书记还要组织低保户晾晒慈善超市里面库存的衣服,一个月要晾四到五次,不晾就会发霉。 近8000元一年的办公经费,对于一年办公经费只有12000元的幸福里社区来说,可能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 现在幸福里社区的慈善超市有一位陆姓女同志管理,她是换届以后下来的社区副书记,有时候捐赠过来的衣物需要清洗,超市没有专用的洗衣机,陆要用自己的洗衣机来洗。 成都、大连:企业冠名慈善超市 冠名是一种双赢的做法。但若要普及,慈善超市还需要更高的社会知晓度和知名度。 成都成华区新鸿社区慈善超市的招牌有点不一样,在招牌上,“爱心超市”四个字只占一半的面积,另半边留给了“天府早报”和“成都华联商厦”两个LOGO。作为回报,两个冠名企业每年将提供1万元冠名费。 2004年,在成都市成华区委、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,由天府早报发起、民间企业冠名参与,新鸿社区建立起了四川省第一家慈善超市。民间企业每年注入1万元,全额支付管理人员工资、进行日常维护管理、购买日用生活用品。超市实行开放式接收、封闭式管理、透明式发放的运行模式,超市的日常管理、物品的进出发放,全部由民政部门实施全程监督,企业不参与日常管理。 但是从新鸿社区慈善超市的内部环境来看,1万元的冠名费显然不足以让超市过得滋润。记者在超市闻到一股久未开门的冷清味道。翻阅领取登记簿,整个七月份没有任何领取记录,而整个八月份只被一个居民领走150公斤大米,九月份同样由一个居民领走2.5升食用油。 超市货架也不够饱满。在总共四溜货架上,有一整溜都摆着碗碟等瓷器,而另一溜是一袋袋衣服和作业本,许多袋口甚至没有拆开。 记者问及负责人为何领取记录那么少,被告知“要等到过年过节的时候才集中发放”。 这种情况并非只是成都独有,在另外一家慈善超市,调研小组查看一位中年妇女的领取记录,发现其总共只在爱心超市领取过两次物品,上一次还要追溯到2005年,当时领取的物品是一升油。 但同样是在大连市也采用了冠名的办法。最近,大连市金玛集团与大连市慈善总会合作,冠名大连市城市社区慈善超市,成立“大连金玛爱心救助超市”。金玛集团取得商标使用权,每年提供100万使用费,同时,金玛集团还免费为大连市慈善总会物资调剂中心提供1100平方米的物资储备场地,并利用其超市物流系统义务为每个慈善超市配送物资。 通过这种企业冠名的方式,达到了超市与企业“双赢”的效果。企业可在慈善超市的门面上冠名,也可在超市里的货架冠名,慈善超市募集到了运转经费,企业也得到了品牌提升,不失为慈善超市“非营利生存”的一种思路和实践。 可惜的是,企业冠名模式推广并不容易。在成都,新鸿社区慈善超市是仅有的一家。而新鸿社区之所以能够吸引到冠名商家的赞助,这和它作为成都“第一家”慈善超市的独特卖点也有关系。这同时也说明,慈善超市的社会知晓度和知名度还不够高,如果想通过常规模式获得企业的青睐,慈善超市的宣传力度还需要加大。 慈善超市面临四大困境 某省民政厅的一位官员告诉记者,该省最多的时候曾有2000余家慈善超市,但是现在能够正常营业的可能连100家都不到。 这是一个普遍现象。记者在调研中发现,大量慈善超市在红火开张一段时间后纷纷陷入捉襟见肘的窘境,以致步履维艰甚至关门大吉。 “为什么慈善超市做不好呢?”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在10月24日的一次会议上喃喃自语。 实际上,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相关管理部门。而记者经过调研后,发现慈善超市目前至少面临以下困境: 困境之一:没有身份 在很多地方,慈善超市由当地的慈善总会“挂牌”后即开始运营,法人资格问题都被搁置起来。因此,我国绝大多数的慈善超市没有经过正式注册:它是非营利性工商企业;也不属于社会团体或基金会;甚至连民办非企业单位也不是。 没有身份带来的第一个麻烦是慈善超市的经营一旦出现问题,如食品安全、资金使用等,找不到承担责任的法律主体。其次是税收问题。没有法人资格便无法正常缴税,同时,它也无法向捐助者开具免税发票,享受不了退税优惠,这显然限制了社会各界捐赠的积极性。目前,慈善超市接受小额捐赠一般仅提供收据,大额捐赠则以当地慈善总会的名义开具发票,以为权宜之计。 慈善超市身份地位的缺失,也带来了其功能定位模糊不清。目前,关于慈善超市的功能定位,我们在官方文件中找不到具体描述,各个地方也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。普遍而言,各地慈善超市的功能仅限于作为一种接收和发放物品的平台,它在物品置换、社会参与、调动社会捐赠意识、构建慈善文化方面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体现。 困境之二:缺乏造血机制 国内的慈善超市大致可分为财政供养型、财政支持型和社会捐助型三种。财政补给是各慈善超市运作经费的主要来源,能够从社会获得稳定、有效捐助的慈善超市少之又少。 一个突出的矛盾在于,慈善超市从居民募集的物资大多数都是衣被,而衣被之外的物品又往往残破不堪,许多慈善超市都曾收到过旧电脑,维修费用比电脑本身价格还高……这就造成了慈善超市柜架上物品的单一。更有甚者,衣被之多,导致仓库都已不够用,当居民再捐献衣被的时候,只能委婉拒绝。 获取捐献品种的稀少导致了恶性循环,仅有的几家具有变现功能的慈善超市,其变现收入往往连超市工作人员的薪酬和水电都不足以支付。 既募不到物资又缺少财政支持的慈善超市,其往往沦为一个“花瓶”,只有在领导来视察的时候才能运营。 困境之三:管理混乱 慈善超市的高额运营成本和松散的管理机制,往往成为其难以为继的重要原因。而在国内的慈善超市,你能够看到的是各个不一样的名字和LOGO:有叫“爱心超市”的,也有名曰“惠民超市”和“扶贫超市”的;各个不一样的主办和主管单位:有民政局主办的、总工会主办的、慈善总会主办的……主办主管单位既不一样,规章制度也就无法统一,资源的整合也就更难以实现;许多慈善超市的墙上有一张醒目的大红榜,上面写着各个单位的捐款数目,但是你想知道你捐的那笔钱花到哪儿去了,抱歉,查不到。 困境之四:成本过高 慈善超市不乏闹市中的黄金地段的黄金门面,其中很多有着宽阔的室内面积,许多超市还有着花数百万购置的消毒、清洗设备,同时许多慈善超市有着充裕的工作人员,部分慈善超市甚至还有自己的车辆运输系统……这些,都表示着慈善超市的可靠,但是,这同时也意味着更多的成本。特别是当这些庞大的投资和匮乏的造血系统、相对狭窄的受益面结合在一起的时候,当一个门可罗雀的慈善超市占有如此多的资源,是否是一种官僚和浪费? 慈善超市属于非营利机构(NPO),这指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从它身上谋利,但这并不是说它可以不计成本、效益。 慈善超市若想可持续发展,必然要合理控制成本(缩小分母);二是不断提高帮困物资发放量,扩大受益面(扩大分子)。然而,在现有的物资发放水平下,慈善超市的运营成本还显得十分高昂。
相关链接 世界上最大的慈善超市 世界上最大的慈善超市Goodwill Industries“善念机构”成立于1902年的波士顿,一直致力于将社会各界捐赠的物资变现,所得善款用于为需要的人提供职业培训。 Goodwill Industries的运行机制是这样的:谁家有旧衣物,给慈善组织打一个电话,在约定的时间,将要处理的衣物放在自家门前,就会有人开车来取。Goodwill将这些旧衣物清洗、分类,以极低的价格出售,所得收入除了维持运营外,用于慈善事业。 Goodwill Industries在商务领域迅速发展的态势完全不亚于它在慈善领域的成功:2003年,善念机构凭借其近2000家商店创造的22.1亿美元的销售收入,一跃进入美国15家顶级折扣零售商行列。要知道,该机构在2006年29亿美元的总收入中,依靠零售业挣来的18亿美元占了62%,而依靠直接或间接的4870万美元现金捐助仅仅占2%。因此,Goodwill Industries这个拥有4000名跨行业的员工的机构,一直得以保持着健康独立的财政状况。亦因此,在过去的三年中,Goodwill Industries被慈善导航连续评为最高级——四星级(在5131个被评估慈善机构中,只有7.9%的组织连续三年或三年以上被评为四星级)。 该机构2006年年报显示,Goodwill旗下2145家门店共接收6200万人次捐赠,变现物资价值18亿美元(已经接近中国最大的超市——联华超市164亿元人民币的营业额),为93万人提供了职业培训服务,为36万人找到了工作——即是说,每33秒,就有一个人得到了Goodwill Industries的职业培训;而每57秒,就有一个人从Goodwill Industries那获得了工作。 慈善超市:何去何从? 王振耀(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):看看GOODWILL是怎么运作的 在9月份的调查结束以后,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给调研小组的指示是,继续调研。 新的调研将集中在三个方面:有关慈善超市的所有文献资料以及大事记、对具体案例的调查,以及全国对于慈善超市的宏观数字资料汇总。 “可以花些钱,调阅美国和国际上的资料,看看Goodwill究竟是个什么东西,具体怎么运作的。”王振耀透露,关于慈善超市,接下来的工作是要建立标准。目前全国的数千家慈善超市,连统一的LOGO都没有。 关于这次调研,王司长认为查出来一些毛病,这很好。“为什么要调查,就是要检查这毛病出在哪儿?” 但是接下来王振耀希望能够找出一些优秀的典型,加以推广。至于优秀的标准,王振耀表示光有经济效益还不够,要注重社会效益,社会效益不是光指宣传效果怎么样,还要算算穷人得到了多少。 潘小娟(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):定位是关键 “慈善超市如果是救济模式,那么政府一定要投入;如果仅仅是慈善行为,那么这就不是政府的义务。”潘小娟认为,现在慈善超市的运作中政府色彩太重,影响到了社会参与捐助的积极性。 关于慈善超市的具体作用,潘小娟带领的调查小组在报告中指出,慈善超市存在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: 首先,慈善超市作为一种社会救助的形式,它存在于整个社会保障体系当中,是国家低保制度之外的辅助手段。当前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完全健全,许多低保户和处于低保之外的贫困人员仍然需要政府和社会的资助,在这种情况下,慈善超市承担了一个补充救助的功能,它是政府低保制度的补充。 其次,慈善超市为社会捐赠和物资发放提供了一个平台。再次,慈善超市以物品而非资金的形式救助扶助对象,有利于保证有限的救助资金被使用在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方面,能有效防止救助资金被个别困难户挪作他用。 最后,慈善超市的存在有利于调动社会的捐赠意识、培育社会慈善文化,能够产生积极的社会效益。 蔡苕升(上海市民政局救灾处处长):政府应该管准入、制定规则。 蔡苕升明确表示:“不主张政府办慈善超市,尤其不主张民政部门办慈善超市!” “首先,我们讲政企要分离,政府怎么能去办超市呢?这是滑天下之大稽的事情!哪怕是街道办事处办超市,也是不对的。但是政府可以去推动,可以拿出一些资源,如果一个组织很有热情来办,缺一些资源,我们拿出来给他,那是可以的。” 关于慈善超市,蔡苕升认为政府该管的是准入和规则。“政府不要管得太细,只要把握住方向就可以了,超市怎么办,办成什么样的超市,多少规模为好?啊!累不累啊?那不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。超市只是一种手段,一种载体,理想的情况是,把社会的力量动员起来,去做慈善,如果政府去做,那个叫不务正业,一些街道出于一时热情可能会大办慈善超市,但是时间长了,他也要理性思考,背着这个包袱公平吗?为什么不支持别的,为什么支持你自己办的超市。政府不应该深深卷入其中。” 对于许多变成衣被超市的慈善超市,蔡苕升不看好。“如果慈善超市变成一种物资的发放中心的话,我个人认为市场不会很大。他要么就是变现,要么就是拿了钱购买日常用品去发给老百姓。如果领衣服,领鞋子,这样会有市场?我觉得很难断言。一般捐赠的衣服,肯定是捐不出去的。咱们说白了,这是很正常的。以前上海的衣服送到云南去,不管什么衣服,云南都要,因为那个时候他要遮体,但是现在不一样了,现在就是讲究质量和体面的时候了,也就是尊严了。” |